大明王朝以往对圣旨的封驳权，其实在在于六部跟六科，内阁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秘书机构，并没有律法上面的行政权。
之所以会出现内阁封驳圣旨的情况，比如嘉靖时期大礼议事件，时任内阁首辅的杨廷和与世宗皇帝硬顶，连续封还皇帝下发的圣谕，其实这项权力的来源并不是阁臣或者说首辅身份，而是加衔的六部尚书身份。
就好比沈忆宸是内阁首辅，他实际上还有着兵部尚书的加衔，又好比王文同为阁臣，他身上的加衔为吏部尚书。商辂在早期入阁的加衔为正四品詹事府少詹事，但随着他担任内阁首辅，官衔就晋升为礼部尚书。
历史上内阁真正获得行政权，还得到万历年间张居正主导内阁的时期。他借助万历小皇帝不能亲政的契机，把六部以及地方送上来的奏章，由之前的通政司转给皇帝，再转给内阁来票拟。
变成了先转呈给内阁，再由通政司转呈给皇帝，直接颠倒了前后顺序，导致很多奏章需要经过张居正的批准，皇帝才能看到真实的内容。
同时张居正借着内阁起草诏书，敕命的权力，甚至直接绕过皇帝直接用内阁名义下发六部或者地方，把直接平衡的阁部之争，变成了六部成为了内阁下属执行机构。
从这一刻开始，内阁首辅才算是真正的权倾朝野。
不过哪怕就是如此，内阁首辅的权势，依旧是建立在张居正个人身上，换一个内阁首辅就明显无法做到独掌朝纲。
但是沈忆宸在离京之前，与皇帝那场谈话进行了一场政治妥协，他用内阁首辅任职期，换来了内阁首辅秉国之均的权力，从此阁臣不再需要六部官衔的加持，直接用相权就能封驳皇帝下发的旨意。
这也就是为什么，商辂拿出来的是“文渊阁印”，而不是“礼部尚书印”。
相权的独立，代表着对皇权的真正制衡。用简单粗暴方式的理解，就是皇帝可以不喜欢内阁首辅这个人，却不能否定内阁首辅决定的事情。
想要推翻内阁首辅这项决议，就得先把内阁首辅这个人换掉，然后再通过阁部大九卿的廷议，换上一个听命于自己的亲信，再下发圣旨盖上“文渊阁印”才能执行圣谕。
单单从这套流程来看，就远比之前皇帝一言堂不知道复杂许多，况且千百年来儒家官员追求的目标，就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。
现如今好不容易做到了这一点，谁还愿意“听命”于皇帝，去换上唯命是从的内阁首辅？
愿意执行这点的官员不是“臣”，而是清朝那种“奴才”！
“商中堂，你真的要封驳圣谕吗？”
王一宁脸上写满了震惊神情，要知道有“封驳”这项权力是一回事，真正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从律法形式确定内阁首辅秉国之均，还没到一年时间商辂就准备硬顶皇帝，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强硬？
想当初工部尚书徐有贞反对皇帝公布的“内阁首辅任期制”，其实都算不上正式的封驳，更多是一种上疏表明反对，动用的并不是六部尚书权力。
商辂打算盖上“文渊阁印”，相当于公然与皇帝撕破脸皮，双方没有任何一点缓和空间。要是因此激怒了明良帝，这个临时内阁首辅位置还怎么担任，以后仕途还怎么走下去？
“当然，否则相权何用？”
商辂坚定的回应了王文一句，然后在圣谕盖上了文渊阁印，并且写了封还两字。
这个世界上能深入了解沈忆宸的人不多，商辂恰好就是其中一个，想要打破王朝三百年轮回的宿命，制衡皇权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，相权首当其中！
随着文渊阁大印落下，一直跟商辂不是一路人的阁臣王文，无比惋惜的叹了一口气。原因在于他很清楚，商辂这个行为将付出怎样的代价，公心大义战胜了精致利已。
“商中堂，其实不必如此激进，完全可以跟陛下商议一番。”
带着一种认可跟尊重心理，王文出言劝告了一句，目前圣谕只是下发到文渊阁，还没有由通政司公告天下。商辂完全可以去乾清宫面圣，请求皇帝收回成命，给双方各自一个台阶下。
“不，我必须这么做。”
面对王文的劝告，商辂摇了摇头解释道：“朝野期望求和的不仅仅是陛下，还有更为庞大的士绅阶层，他们认为一旦战事结束就能取消阶梯税制。”
“我公然封驳圣意，就是为了告诉天下人，北伐战争将坚定不移的推行下去，阶梯税制也断无取消的可能。如果连皇帝的旨意都没用，整个天下谁还能反对！”
别看商辂常日里表现的儒雅文弱，到了关键时刻那股真正的文人气节跟担当，可谓是展露无遗。自古改革变法者，皆伴随着流血牺牲，如果一定要有人为之付出代价，那么商辂希望这个人是自己。
自己倒下了，未来还有沈元辅能担当，大明依然会坚定不移的走下去！
“商中堂高义。”
王文站起身来，朝着商辂拱手鞠了一躬，不管阵营如何，人格魅力这一点是无法阻挡的。难怪沈忆宸会选择商辂担任临时内阁首辅，他同样配得上“宰执天下”这四个字！
“商中堂高义。”
王一宁也是顺势站起身行礼，紧接着定西侯蒋琬，阁臣范广等人，同样神情敬仰的站起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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