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代，士农工商，商贾的社会地位最次，这个没什么好疑问的，历朝历代都是这么认为的，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其一，封建社会，以农为本，农民靠耕种生存，靠的是体力活，就算养不活自己也要供养贵族，为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，而商贾则是搬运货物，赚取差价，并不直接参与劳动，然赚取的利益却远远高于农民。
在古人看来，这是极其不合理的，若是不打压商人的地位，长此以往下去，农民就不耕种了，都去行商，粮食不够就会引得社会动荡。
其二，从人性的角度来看，一个人有了钱，下一步必然要谋权，因为钱可富己，却不能护己，甚至有时候，钱多了，又无保护它的能力，那么就会招来杀身之祸，非福乃祸，故商人有了钱之后，谋权护命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。
古代地域广阔，通信不便，地方有事，朝廷不能及时得知，一旦商人有了钱，又有了权力，便可招兵买马拉大旗，极容易造成藩镇割据的现象，在封建统治者看来，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，必须要打压商人的地位。
其三，商贾这个群体给人留下的印象太差劲了，人们想到商贾的第一印象便是“唯利是从”，能够为了利益将社会道德踩在脚下，举个例子说明一下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有个富商叫猗顿，这人与秦相张仪私交不错，他干的是贩卖军火的买卖，七国都是他的生意伙伴，秦需要兵器时，他就将兵器卖给秦，楚需要物资时，他就将物资卖给楚，就算两国剑拔弩张，将要开战，他的军火生意，依旧照做，而且越是四处开战，他的生意越是昌隆。
在大一统时代，商人也不安生，特别是王朝末期，商人最是不安生的群体，明末，吴三桂开山海关迎清军，崇祯皇帝自裁，同年十月，清朝定都北京，顺治在紫禁城摆设宴席，宴请了八位晋商，这八个商人何德何能，竟能让皇帝宴请呢？
他们就是着名的八大皇商，明末之时，东北女真族建立的后金野心越来越大，但东北相比中原地区物资相对贵乏，而他们所需要的军事、生活物资都需要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。
在国家动荡的关键节点，晋商在正常的贸易外，竟然暗中向清军走私军火和粮食，同时提供关内外的各种军防情报，其行径与叛国无异。
就是在现代社会，依旧有许多商人不顾国家利益，为了一己之私，竟向国外暗自递交情报，苟且营生，美名其曰赴国外上市，在此，笔者就不点明了。
一个群体，不能一棍子打死，有好的就有坏的，但又有一句话叫“一颗老鼠屎，坏了一锅粥”，恰恰是这些不法商人，败坏了商人这个群体的整体口碑。
这些商人“趋利”的行径，与传统儒家思想背道而驰，多方因素下，久而久之，造成的一个结果便是，历代王朝都从思想与现实两个方面，给予商人严苛的打压。
笔者穷尽思绪，中国历代王朝中，开国之君为商人的是一个都没有，貌似唐末，有个叫黄巢的私盐贩子，参加科举，屡第不中，回家就扯旗造反，不过没成功。
至今，这一政策依旧被执行，商人可以有钱，但想要染指权利，第一个就干掉你，没商量，所以有钱的商人都跑国外了，资本社会，有钱才是大爷嘛，他们在我国当不了大爷，只能屈尊去国外当个二等大爷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一个有钱的商人，安稳的享受生活，绝不搞事情，谁又会无端找你麻烦呢？
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跑国外呢？
这个问题很值得思索。
扯了这么多的，回到本书，晋朝对商人打压冠绝于任何一个朝代，黄巢这个私盐贩子还能参加科举，而在晋朝，就别痴想妄想了。
首先商人是单独造籍的，但凡家中有一商籍者，全家禁止从政，想混个小吏都不可能，赵芸菲那个是因为花了大价钱，托人改了户籍，故能入仕，但经不住查。
在晋朝，商人甚至不能与农户同席而坐，就更别提士族了，故萧钦之请赵芸菲兄弟同席入座，给赵云龙激动的不行了，在路上，若是商人与农户发生了口角，是绝不能还嘴的。
在日常衣饰上，商籍也有特殊要求，所穿衣服只局限于几种颜色，衣服还不能昂贵，更不能佩戴华饰，否则便是逾矩，是要遭难的，不过一般都是王朝开始抓的很严，后期就慢慢放松了。
萧钦之如今名气之大，天南地北，鲜有人不知，在建康，萧钦之与刁骋去私人会所学习外语被人发现了，大家也只会说此子少年风流，不算个什么，但要从商被人发现了，那是要被戳嵴梁骨唾骂的。
所以徐邈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，首先徐邈是可以信的过，其次徐邈目前名气还不大，做事不惹人眼，不像萧钦之，去哪儿一报名字，立马一堆脑残粉就堵上了要瞻仰面容。
故这件事可以假借徐邈之手，联系江左的那一帮商贾干，严格意义来说，是徐邈告诉了赵芸菲，由赵芸菲告诉赵云龙，然后赵云龙自发的组织一批商贾来兰陵，各种机缘巧合之下，把这件事干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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