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强硬的表态加直接的恐吓后，两个小舅子带着答案离开了。
宁毅在亭子里坐了一会儿。
亭台边的古木森森，摩诃池上水波安详，作为西南的中心，此刻的成都城正在夜色中漾起祥和而又繁华的光芒来。
在击溃宗翰、希尹的金国西路军后，华夏政权与人为善，在这片地方已经休养生息了一年多的时间。虽然华夏军的核心理念听起来激进，包括其对儒家的态度使得天下大部分人都为之反感，甚至不断地有做出其刚强易折的预言，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华夏政权的步伐在任何人看来都算得上稳健。
大量的工作队进入基层，稳定民心，支持农耕、兴修水利，敞开门户与天下各方做生意，强势地吸纳了无数的金银与物资，繁荣了市场。川蜀本就是天府之国，在这样稳健的修养之中，华夏军支起了政权框架，用大气的动作吸引了天下各方的目光，甚至不惜枪毙大量女真战犯令得各路诋毁者都无话可说……
而在这段时间里，西南之外的天下各方都显得焦头烂额。
戴梦微竭尽全力地平稳治下局势，甚至靠着大量贩卖人口才能吃上一口饱饭，维持基本的体面；
邹旭作为背叛西南者，处于风口浪尖，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发展自身，以期待在接下来的风暴当中能够存活下来；
刘光世砸锅卖铁结西南的欢心，就想要收复汴梁，取了邹旭的人头一次性翻身；
吴启梅、铁彦只是被公平党的其中一两系攻击，就已经变作强弩之末，眼下四面楚歌；
东南新朝廷勇猛激进，各种政治、经济上的改革将原来的基本盘得罪了个遍，几乎是处于进亦死、退亦死的尴尬局面里难逢解脱；
而即便是最为声势浩大的公平党，两年的时间席卷江南，内里却不过一身虚胖，隐患无数，因此何文才急着在江宁开大会，可是相对于去年西南大会的从容不迫，他这照葫芦画瓢的江宁大会，就委实令人茫然得多了，热闹有余、前路渺茫。
无论如何，除了一个隔得太远的晋地外，此时的西南政权，在各个方面，都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天下第一，无论是军事、经济、民生、稳定都显出了令人叹服的勃勃生机，即便是热衷于唱衰西南者，眼下这段时间也找不出太多的问题来予以抨击。
因为真的是太稳健了。
宁毅坐在亭子里，看着这平静的一切。
关于土地改革这个概念的讨论，自从四民被抛出来后，它就一直镶嵌其中，相对于华夏军中一直存在的“灭儒”、“开智”、“格物”、“资本”、“人权”等等大框架的激进讨论，它在其中并没有显出巨大的重量来。
这是因为华夏军前期摊子较小，宁毅用强势的态度就能维持住其中相对清廉的平均主义，到了凉山之后，华夏军借地而居，也不可能朝周围的尼族人宣扬什么土改，而在统一西南后，华夏政权对格物理念的宣传、对资本的推动更是占了其工作重心的最大头。
大量的物资进入成都之后，无数工作组的下乡，其实也会给大家带去众多物质产物，人们在宣传中最多表达，也是格物发展后物质大丰富的展望，只要物质丰富了，在农村过不好的人们自然可以进入大城市的作坊、工厂中赚钱，成为人上人——在这个阶段，这一展望，本身就是相当靠谱的。
成都、梓州这些大城市附近的工业集中发展，暂时延缓了其它非核心区域因土地带来的矛盾。虽然在华夏军出凉山之初，部分人还有过担忧，甚至跑了许多人，但西南大战结束后，华夏军对当时相对配合的部分地主、乡绅的优待，则打消了大部分人的疑虑。
只是在大城市附近地价飞涨后，部分商人与周边的地主才起过几次小规模的摩擦，眼下也并没有到不可开交的程度。
但回过头来，不少人也都知道，华夏军中关于土地改革的讨论，多数都是与“平均地权”、“耕者有其田”挂钩的，在学术的讨论上，甚至于“一条鞭法”、“摊丁入户”这些策略都被认为是小打小闹。
这次会议上突如其来的苗头，令得许多人都有些懵。
若是放诸后世的现代社会，不少人听到土改这个概念，大都是一方面觉得它光辉伟大，一方面又觉得它有些平平无奇，人们会觉得，只要将这样伟光正的概念抛售出去，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大部分人的拥护。然而，这却是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从未有人能够真正突破的一道关隘。
甚至于在另一个世界轰轰烈烈的近代史中，由那位先行者孙先生首先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，也得到了无数后来者的拥护，但在穿林北腿常先生领导果党于大陆呼风唤雨的数十年里，这样一个理所当然且光辉伟大的共识性概念，几乎没有取得过任何决定性的进展。
因为组成果党的基础成员，就是盘踞于各地，掌握天下庞大的权力末梢的乡贤和精英。
而当时另一支流淌着红色血液的政党，于24年与果党达成谅解，以为已经开始合作就能够将正确的事情义无反顾的推行下去，于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土改，他们开始实现孙先生提倡的“民生”理论，而回过头，便在27年迎来了“四一二”与“七一五”的大屠杀。大革命失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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