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着二女往回走的空当，程远志心有所思。
从此次天师教暗中作乱时大魏朝堂的反应来看，大白的执政能力差了点意思……
不过这也不怪大白。
一来，大白几乎没有经历过军旅磨练，军事能力几乎为零，并不能像他这样，上马能打天下，下马能治国理政，手到拈来轻松自如应付。
打仗治国这种事，没有人能无师自通。
早年间，当初他刚入住冀州那会，由于朝制延续汉制，上下索贿成风，买官卖官已经习以为常，贪腐勾连都只是小事一桩。
而他在掌控大局后，一改歪风邪气，论功行赏公平公正，不徇半点私情，一切按照规矩办事，就这样，朝野在他的整顿下面貌涣然一新。
程远志用人的特点是实用主义，只注重能力，其余一概不问，这点和原时空里曹操极为相似。
原时空里，曹操所看重的郭嘉好女色且品行不端，朝臣对此多有不满，但曹操却认为，身处乱世，对于有大才能的人理应宽容一些，不应拘泥于小节。
因为品行良好的人不一定有大才。
事实证明，曹操的眼光非常精准。
正是这种用人理念，帮助曹操扫平众多诸侯，以弱胜强击败袁绍，一统北方。
当然，曹操敢于这样用人，也是源于对他自己能力的极度自信，他有信心控制好各种各样的人才。
曹操也确实是个难得的优秀君主，手底下忠汉、反汉、中立的摇摆人才一大堆；亲族武将、半路来投的武将一大堆，他都能合理安排每一个人的特点，这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，这需要极强的领导力和人格魅力。
有鉴于此，程远志入住冀州后，便借鉴了曹操的用人策略。
并在很短的时间内（也就两三年时间），就将冀州打理地井井有条，蒸蒸日上。
北州倾注，朝野肃然。
当时河北局势并不安稳，冀州一分为三，内部一团乱麻，外部又有众多强大的势力虎视眈眈，北有公孙瓒、四支六部胡人磨刀霍霍，南部又刘备、吕布、曹操等心狠手辣之辈，西面还有白波军和董卓这种定时炸弹。局面可说是危若累卵。
稍有不慎便会被吞的一点不剩。
程远志在这个时候当上冀州之主，自身威望又远不及袁绍，之所以能够轻松控制冀州局面，是花费了很多心血的。
毕竟三强瓜分韩馥时，把冀州弄得战乱四起，天怒民怨。
其实，程远志一开始也只是个平平无奇的黄巾渠帅，跟那些无能的富二代们区别不大，被刘关张追的到处跑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最后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治国明君，是被环境所所逼迫的。
不往前行，便是死路。
经过汉灵帝刘宏时期七年的隐忍，发育，筹谋后、长期蛰伏在野的程远志学会了很多东西。
正是这七年的隐忍和一点一滴的谋划，造就了他坚毅不拔的性格，终于等到袁绍图谋河北时，一鸣惊人，背刺成功，从此一飞冲天，成为冀州之主。
刚接任冀州牧时（自领），冀州上下无数文武官员，有的出身世家豪族，有的出身寒族；有的德才兼备，有的只是名声卓著；有的是韩馥的旧将，有的是忽悠过来的人才，内心持着观望态度，并非真心想效力一个袁家的义子。
这些形形色色的人，如何安排他们，并使之发挥最大的作用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但程远志却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人尽其用、物尽其才。
命百官举贤才，明少长，恤穷独，理废滞。审配、逢纪、沮授主理朝政；麴义、张合、高览、颜良、文丑等都督四方；杨俊、董昭、郭图、崔钧、速伯等典州郡；郑玄等十四位当世大儒治学选才；田丰、许攸、荀谌参军机计谋；陈琳、辛毗、辛评、耿武、闵纯等预朝议。
当时曾有不少人觉得汉制不合时宜，提出建议要改变现行制度。这其实有点挖坑的嫌疑，当初王莽是怎么失去天下人心的？不就是因为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废除旧制，推行新法，程远志自然不会上当。
于是便对众人说：“诗经有云：为君者当知古今，遵循上天的法则，不可轻举妄改，若遇战时可酌情更改一二，否则不可轻易改变。”
总结为一句话便是：这无为而治。
天下动乱不休，四周强敌虎视眈眈，冀州急需休养生息，这时候不宜做什么变革，都不如顺其自然恢复国力来的更好。
这样浅显的道理，却是古往今来绝大多数当政者一辈子都触碰不到的知识盲区。
治国需要张弛有度，在需要休养生息时期当无为而治，在面临战争时应转为战时状态，这才是治国的最高境界。
当然，说一千道一万，问题终究是要回归到继承者本身上来，对一个势力集团来说，第一代创业者的能力固然重要，但第二代继承者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，一旦缺乏优秀的继承人，这个集团就会迅速衰落、崩盘。
历史上，这种二代便亡国的例子屡见不鲜。
程远志是幸运的，有大小白很这么一对勉强算得上优秀的儿子，大白继位之后，也迅速稳住了权力交接初期的大局。
但同样，由于自身天赋所限，大白距离一名圣君明主的距离还很远，虽然贤名在外，但治国打天下，光贤是不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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