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塬再次喝了口水，接着道：“所有这些，让我意识到一件事。分配，比生产还重要。这和我最初考虑是相悖的。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分配可以慢慢来，当下主要的问题是提高生产。然而，事实证明，如果一开始的路就走错了，那么，将来生产提得再高，也无法避免很多事情的发生。因为生产提高所带来的红利，无法落到所有百姓身上。当生产持续提高的时候，或许还没什么，但，一旦生产停滞，积累的问题爆发，或许只是短短十几年时间，一切就会分崩离析。”
说到这里，朱塬看向老朱：“祖上，我说的就是咱大明朝。”
不等老朱回应，朱塬便给出解释：“后世史书，很多朝代都有所谓的‘盛世’，但，明朝似乎没有，至少没有什么‘贞观之治’、‘康乾盛世’那么出名，祖上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老朱疑惑：“为何？”
“因为，其他各个王朝，都是祖宗先打下基业，再经过几代经营，来到一个巅峰，无论汉唐，还是后来的清朝，都是如此。”朱塬道：“只有明朝，祖宗只是一代，就把这个王朝带到了巅峰，当然，我说的不是经济体量的巅峰，而是国力的巅峰。这主要包括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两个方面。经济方面，洪武后期每年超过3000万石的粮税，我不知道全部数据，但，差不多已经是大明两百多年的最高水准。军事方面，祖宗短短十余年驱逐胡虏，一扫汉家数百年沉靡，再现华夏风貌，这更是母庸置疑。再然后，祖宗做的太好，后世子孙，都只能算守成，也就说不上盛世。”
听到这番话，老朱表情动了几动，轻轻摇头：“你这孩子，就莫要变着法儿拍马了。”
说完还有些萧索。
再次想起了《天书》，其中……遗憾太多。
朱塬坚定道：“塬儿一点也没有夸大。历代开国君王，多在一个‘武功’，‘文治’往往欠缺，只能后代逐渐弥补。祖上是咱华夏数千年，唯一一个做到‘文治武功’双全的开国帝王。”
老朱摆手：“说回刚刚罢，那甚么……分崩离析。”
朱塬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祖上最大的一个失误，就是在分配制度上表现得太理想化。前世读史，关于您个人的记载，动不动就是免税，地方遭了灾，免税，府库充盈了，免税，觉得一些地方赋税可能太重，免税。洪武朝三十一个年头，几乎每年都少不了一个‘免’字。还有对士子功勋，也是各种的能免就免，优待至极。您的观念很朴实，藏富于民，国家自然安定。因此不仅经常蠲免，还给子孙把规矩定死了，其他方面，也不允许随便加税，比如盐税、茶税、酒税等等，对比其他朝代，税率都是最低的。我之前在定海让人收集历朝相关数据，其中，宋朝的时候，盐税最高能达到1700万贯，这当然不是长期，而是宋朝遭遇财政困难的时候，临时增加，弥补国用，因此让宋朝哪怕南北交替的动荡时期，依旧拥有足够钱粮保证开支，延续国祚。再说大明，祖上定下规矩，盐税一年只能收一两百万贯，贯穿整个大明两百余年，都是如此。明朝末年，内有灾荒，外有边患，朝廷却遭遇严重财政危机，限于祖宗之法，又无法灵活通过增加赋税度过危难，结果……一场劫难，就那么亡了。”
老朱默然，片刻后才喃喃道：“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活的呵……”
朱塬语气反而很是冷静：“这就是塬儿刚刚说的，如果一开始路走错了，想要扭转，难上加难。”
想想又继续：“比如之后的清朝，满人入主中原，几乎继承了大明大部分的制度，但只改了两点，一个是不再完全依靠文官集团，而是拥有自己的勋贵基础，这确保了文官不听话，朝廷也有其他人能用。另一个，就是分配制度。摊丁入亩的规矩就是，不管你是谁，都不能免税。为了保证税收，清朝做到什么程度，一个科考第三名的探花郎，因为被查出欠了一厘银子的税款，也就是一文钱，就被革除了功名。这使得哪怕到了清朝末期，朝廷也一点不缺钱，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过个生辰，随随便便就要花上百万两银子。如果不是清朝面临的是工业时代对农业时代的文明等级压制，国祚再延续一两百年都没问题。”
望着再次沉吟的老朱，朱塬最后道：“所以，祖宗，我在做的，引发这些弹劾的，就是涉及分配问题。用另外一个祖宗更熟悉的词汇来说，这是变法。商鞅变法，成功了，被车裂了。另一个大明，张居正变法，一条鞭，类似摊丁入亩的改革，失败了，也没能逃脱清算，家破人亡。清朝的雍正皇帝，摊丁入亩，成功了，他成了清朝名声最差的皇帝。明明是康雍乾盛世，人们只知道康乾盛世，偏偏功劳最大的那个被刻意忽略。甚至，还有祖上你，唯一的‘文治武功’，明明做的那么好，后来也没有好名声，因为您把元朝的‘宽’变成了大明的‘严’，这也算一种变法，您兢兢业业三十一年，构建了相对以往历朝都更完善的国家制度，让中原大体承平两百余年，但，因为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，他们也不给你该有的肯定。说起来，前几天我还在想，我不想做那成全了大秦一统自己却被五马分尸的商鞅啊。但，问题明明就在那里，我不说，我也不做，我明哲保身，活了两辈子的人，我想要做到这一点，很容易，但，我怕自己会被憋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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